说起隶书，今人中十有八九知道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书体。若是问及“八分”，则十有八九不知所云。实际上，“八分”是汉隶的别名，也称“八分书”或“分书”。之所以“多此一举”，是因为魏晋之时，将隶楷之变中的真书也称为隶书，故将此前有波势的汉隶称之为“八分”，以示区别。

　　关于“八分”的含义，自古以来说法很多，各执其理，莫宗一是。但归结起来，不外乎“分数”说和“分别”说两意。

　　“分数”说，源出宋周越《古今法书苑》引蔡文姬语，“臣父造八分，割程隶八分取二分，割李篆二分取八分。”蔡文姬是后汉蔡邕之女，蔡邕是“八分”代表人物，有《熹平石经》存世，其书被视为标准的“八分”雅体。《书苑》所引蔡文姬语，指称蔡书割程邈隶书八分取二分，而程隶是指脱胎于古文籀篆的“秦隶”，尚未脱尽“篆引”之势，显然与蔡邕书体特征不同。故前人多有质疑，认为此言并非出自蔡文姬，而是后人假托。“分数”说流传甚广，误解也比较多。例如，元吾邱衍《学古篇》:“八分者，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。比秦隶易识，比汉隶则微似篆，若用篆笔作汉隶字，则得之矣。”对于“分数”说，也有人并不局限于字面分析，而是从其本义上作出理解。清刘熙载《艺概》认为:“分数不必用以论分，而可借以论书。”若以分数论分，“然信如割取之说，虽使八分隶二分篆，其体犹古于他隶，况篆八隶二，不俨然篆矣乎？”若以分数论书，则“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，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，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。”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就此推而广之，认为八分可为“通称”，“秦篆”得古文之八分，名曰“秦分”；西汉无挑法，而在篆、隶之间者，名曰“西汉分”，东汉有挑法者，为“东汉分”，总称之为“汉分”；楷书为“今分”。启功先生认为:“八分者，即是八成的古体和雅体，也可以说是'准古体'或'准雅体'。蔡文姬所說，'割程隶八分取二分，割李篆二分取八分'，不宜理解为篆和隶体若干数量的問题，事实上也无法那样去'割'。按汉时篆和篆以前的字体是古体或雅体，隶是通用的正体，草和新隶体是俗体。蔡文姬的話只是說明八成古体或雅体，二成俗体而已。”（《古代字体论稿》）从以上各家的理解看，史传蔡文姬之“八分”说，其意涵是指书体的传承关系，新的书体作为前代书体（古体和雅体）的继生体，总是包含有前代书体的“八分”正体和自身个性化的“二分”俗体。这种关系，实质上就是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的关系。

　　“分别”说，出自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，其在隶书一节有一段叙述，始称:“隶书者，篆之捷也。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”，继而列举传承关系，至梁鹄弟子毛宏时，又称:“今八分皆宏法。”将卫恒所言贯穿起来，意即王次仲始作八分楷法。唐。张怀瓘《书断》引王愔说:“次仲始以古书方广，少波势。建初中，以隶草作楷法，字方八分，言有模楷。”又引萧子良说“王次仲饰隶为八分。”关于“八分楷法”，他解释为:“楷者法也，式也，模也”，“若八字分散，又名之为八分，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，亦谓之章程书。”宋郭仲恕《佩觽》说:“八分之说，流俗有二:或曰八分篆法二分隶文；又云皆似八字，势有偃波。”清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说:“及中郎（蔡邕官称），变隶而作八分。八，背也，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。”所说从《说文》之“八，别也。象分别相背之形。”按以上各家所言，“分别”说包含有两个要义:一是“楷法”。隶书经王次仲整饬，去除草率化的习俗，形成规整化的具有八成古体的正书形态。二是“皆似八字，势有偃波”。“八分”的分别相背之形、横展的偃波之势和方折笔法，与篆书的“裹结”之形、“引书”之势和圆转笔法相反，从而有了新体特征。刘熙载称:“隶形与篆相反，隶意却要与篆相用”，所言之意，也是隶体“八分”的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，因为，相反相异即是创新，相用相通则为守正。

　　诚如启功先生所言，“八分”是隶书的正体和雅体。这个地位的形成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。若以战国时期云梦“睡虎地秦简”（公元前256—217年）为隶书形成之始，以东汉和帝时贾鲂作《鳑喜篇》（公元87—104年)为隶书成为正体之时，隶书的正体化过程约有三百多年。宋洪适的《隶释》，元刘有定的《衍极注》，对这一过程作了概略的叙述:“隶法虽自秦始，盖取其简易，施于徒隶，以便文书之用，未有点画俯仰之势。故此书终西京之世，学士大夫不留意此书，故彝鼎所识，碑碣所刻，皆不复用之。”“东汉和帝时，贾鲂以隶字写“三苍”，隶法始广，而八分兼行，至蔡邕，则铭刻多分书矣。”从中可见，西汉之时，隶书不是正体，因而不被上层学士大夫重视；更非雅体，彝鼎碑碣不为所用；只是取其简易，以便于下层官佐文书之用。直到东汉和帝时，贾鲂以隶字写“三苍”，作为蒙学课本，才标志着隶书具有了正体地位，“八分楷法”才被推广流行。到了东汉灵帝之时，蔡邕书《熹平石经》，“八分”遂成碑碣雅体。

　　为什么隶书直到东汉中期才成为正体，而西汉时就不能呢？古人认为，关键是“楷法”，其次是“波势”。刘熙载说:“隶书简省篆法，取便徒隶，其后从流下而忘反，俗陋日甚。譬之于乐，中声以降，五降之后不容弹。故八分者，隶之节也。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，勿使增减迁就，上乱古而下入俗，则楷法于是焉在，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。”隶书自秦降西汉，一直取于简便，不作整饬，没有规则，以致“上乱古而下入俗”。“八分”则不同，“王次仲饰隶为八分”，“饰”有整饬矜严之意，故“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，勿使增减迁就”，如此，就有了规则和法度。“皆似八字，势有偃波”，是隶书与篆书的区别，无此特征，隶书依然是篆书的俗体。随着西汉简帛材料的不断出土，今人以有“波势”特征为据，认为西汉时期隶书已经成熟，这种观点恰恰误在“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”。如从“字画有常，勿使增减迁就”的角度衡量，西汉晚期的“定县汉简”，新莽时期的“武威汉简”《仪礼》，比较规整，具有“分书”特征。而这一时期，正是“古文经学”兴起，“隶古定”方法推行，隶书得以整饬厘清的时期。所以，它们是“八分”的初期形态，标志着隶书知反而“入古脱俗”的开始。今人对“八分”雅化的时间，也有不同看法，认为早于蔡邕《熹平石经》，比较典型的是“孔庙三碑”，时间都比《石经》早。（《乙瑛碑》公元153年，《礼器碑》公元156年，《史晨碑》公元169年，《熹平石经》公元175年）这个看法没错，但古人自有道理。《熹平石经》由汉灵帝钦定，书写内容为先圣《五经》，立于太学门外，目的是“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”。史称:“碑始立，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，填塞街陌。”可见其意义及影响非同一般，无与伦比。

　　书体的变革，总是先“脱古入俗”，成为古代正体的俗体，然后“入古脱俗”，成为新的正体。“八分”作为隶书的正体，也是这样。郭绍虞《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》，称隶书的正体化有两个途径:一是隶古，二是波势。这两点前述都有涉及，下面着重谈谈“隶古”问题。所谓“隶古”，即遵从古法。篆书继承仓颉古文传统，具有“六书”之法，是古之正体和雅体。隶书是“篆之捷”，由篆书“草变”而来，秦时用来“佐助篆书之不逮”。西汉承袭秦制，以小篆为正体，以隶书和草书为俗体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经学兴盛，然而因秦皇焚书，古文经书失传，只能靠遗老口述笔记，通过家学师传，而成用隶书记录的“今文经学”。由于去古已久，而出现“诡更正文”，“变乱常行”，穿凿附会，曲解经义，甚至称“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”等现象。汉宣帝时召能通《仓颉篇》者，解说整理文字。汉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，说古文于未央廷中，经杨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。其时，刘歆在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中，首次披露“孔子壁中书”之事，（汉武帝时，鲁恭王造园林，破坏孔子旧宅，在墙壁中发现了古文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等经文，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，藏于秘府）借此推动“古文经学”兴起，孔安国“隶古定”的方法，即用隶书的笔法按古文形体厘定文字、解释经义的方法，成为“古文经学”的基本方法。东汉章帝刘炟，尊古崇儒，是“隶古”的推动者。建初八年（公元83年），集中经学两派高士于白虎观，讨论《五经》同异，并命班固整理成书，名为《白虎通德论》。章帝喜好书法，史称:“至建初中，杜度善草，见称于章帝，上贵其迹，诏使草书上事。”杜度章草能呈堂御览，在于“杀字甚安”，具有楷法。所以，南朝宋王愔说，王次仲“建初中，以隶草作楷法，字方八分，言有模楷”，于史有据，是比较可信的。东汉和帝刘肇，是隶书“隶古”成为正体的决定者。他见经学两派对《五经》的解说常有异义，曾亲临东观视察，选拔能人到东观任职；令贾逵等人整理古文，许慎从贾逵受学，叙篆文，合古籀，博采通人，完成以篆书为正体的《说文解字》一书，为“隶古”提供了字源依据。在此基础上，责成贾鲂以具有“八分楷法”的隶书写《鳑喜篇》，以教小学，隶书从此定形。隶书正体化的这个过程，“隶古”而“守正”，“波势”而“创新”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　　纵观汉字字体的历史沿革，任一新体无不包含旧体的八分正体。以篆、隶、楷三体为例，篆书结构的三分之二为正体，三分之一为垂脚或上枝，呈圆转纵引之势；隶书基本继承篆书正体，变相抱为相背，变圆转为方折，变枝脚为波挑，呈横展之势；楷书保持隶书正体不变，去横展波势而持中正平和，凝炼笔法，精密结体，化古质而成今妍。为便于直观理解，可以东晋《好大王碑》为例。此碑书体近隶似楷像篆，有秦诏版遗意。其之所以能兼得三体之象，就在于只取八分“正体”，保持中和，无伸缩延展之态，故有评论赞其“方整纯厚，气静神凝，遒古朴茂，属笔势宽绰高美一宗。”由此可见，衍形文字，变化有度，八分古意，二分新奇，可求万变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“八分”的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，对于今时的启发，全在于“分”、“合”二字。“八分”言“分”，其意在“合”；是“古”、“今”之分，又是“今”、“古”之合。从正向观察与借鉴，即由“隶”到“楷”，有“钟王”、“魏碑”、“唐楷”之变，更有《好大王》、《爨宝子》、《天发神谶》等千变之奇。从反向观察与借鉴，即由“隶”回“篆”，则有“汉分”、“汉隶”、“秦隶”多态，还有“流沙坠简”、“银雀山竹书”、“马王堆帛书”等万化之妙。可见，书法之要，尽在“分”、“合”之中。即便是草书，也不能外。“草”是“篆之破”，可谓“分”之大化，自古以来，一路向今，多不知反。颜真卿知反，合于篆籀义理；傅山知反，合以符箓意象；王蘧常知反，融秦铸汉。今人尚不知反，所谓“乱书”、“射书”已不是书；对于“线”的表达，也有脱离衍形之弊。知“分”而不知“合”，“分”而无度，终是“无本之木”。

　　笔者：程建国，号谦益，生于湖北武汉，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、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，少将军衔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