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建国习书笔记:简淡何以玄远
2022年07月17日   16:39 | 来源:发布网

  中国书法自魏晋始,崇尚简淡玄远。简淡不是简单浅显,而是经过提炼概括所形成的精约简省,其特点是简练、纯朴、自然、含蓄,虽笔简工少,却意韵深远。进而言之,简淡不仅是形体的精约简省,更是一种内涵,是一种或清高、或静穆、或幽深、或苍茫的气质。在心法的运用上,简淡常与萧散、疏朗相关联,其意涵基本相同,所追求的都是简淡玄远的意象。宗白华先生曾将魏晋的这种风尚与欧洲16世纪的“文艺复兴”进行比较,他说:“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(建筑、绘画、雕刻)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、华贵的、壮硕的;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淡,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,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”。(《论【世说新语】和晋人的美》)


  简淡玄远是一种哲学的美。玄,是道家哲学概念,经晋人推广,衍生为美学概念。魏晋玄学兴盛,清谈“三玄”(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)是时人的风尚。特别是庄子以人为本的“道”学思想,对文学艺术影响很大。故南朝刘勰称“自中朝贵玄,江左称盛,因谈余气,流成文体。”(《文心雕龙》)至于其原因,宋人沈作喆有一说,“晋人雅尚玄远,宜於世情澹薄。”(《寓简•卷三》)关于“玄”,古人有多种说法。西汉杨雄的《太玄》称:“玄者,天玄也、地玄也、人玄也。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,地不可形也,人心不可测也。故玄,深广远大矣”,又:“天以不见为玄,地以不形为玄,人以心腹为玄”。这个“玄”,“深广远大”,浑然为“虚”。“道”之性为“虚”,“冲虚以为和”就是自然之性。所以“玄远”,是只可意会的冲虚之象。对魏晋美学影响最直接的,是王弼对“三玄”中“言、象、意”的理论辩解,由此“意象”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理念。所谓“玄远”,就是一种蕴含于具象之中、又超然于具象之外的“意象”。这种意象对于我们的感受,就如同观水天一色飘渺而清虚,观大漠孤烟苍茫而混阔,又如同登高望远时的豁然豪迈,临渊探深时的超拔腾越。


  简淡玄远在魏晋成为艺术风尚,是“道”、“技”结合的成果。除了上述老庄哲学的影响外,真、行、草新体的出现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或者说,简约既是推动真、行、草书体变革的思想方法,也是新体书法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。在魏晋之前,见于铭石的秦篆汉隶发展到高峰,法度谨严而字有定势,因而书法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的作用受到局限。“汉代有草书”,但这时的草书还处于草创阶段,虽然现在看来汉代简帛遗迹中,不乏古拙质朴意境深远之作,但在当时未必是一种艺术自觉。“东汉有纸”,是书写载体的一大进步,为新书体的变革发展提供了条件。在钟繇、张芝和二王父子的相继推动下,魏晋真、行、草新体一变古法,简约自然且饱含情性的书写,比工整谨严的书写给人以更多感受和想象的空间,使新体书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质和风骨。苏轼对钟繇、王羲之有一个品评,称:“予尝论书,以谓钟王之迹,萧散简远,妙在笔画之外。”钟繇书法简约、古雅,以“天然第一”著称。钟擅“三体书”,即铭石书、章程书、行狎书,其中铭石和章程书传有“三碑”、“五表”、“六帖”存世,独无行狎书遗存。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中对钟繇的“行书法”有所描述,“随事从宜,靡有常制”,“修短相副,异体同势”。刘熙载《书概》也说:“正、行二体,始见于锺书,其书之大巧若拙,后人莫及”。王澍《竹云题跋》评钟繇《荐季直表》,称“此表在《贺捷表》后,益更精微,益更淡古,盖其晚年融释脱落,渣滓尽去,清虚真味有如此也。”将这些说法与《荐季直表》的简约质朴联系起来想象,钟书的“天然”、“古雅”可以意会。王羲之书法从两个方面确立了今体书法的典范,一方面是字法、笔法和章法的巧妙,另一方面是“从容中道”、“冲虚中和”的气质。孙过庭《书谱》评“右军之书,末年多妙,当缘思虑通审,志气和平,不激不厉,而风规自远”。张怀瓘《书断》评“右军开凿通津,神模天巧,故能增益古法,裁成今体,进退宪章,耀文含质,推方履度,动必中庸,英气绝伦,妙节孤峙”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以王羲之书法为标准进行概括总结,称“自然意先笔后,妙逸忘情,墨洒神凝,从容中道,此乃天然之巧,自得之能”;“圆而且方,方而复圆,正能含奇,奇不失正,会于中和,斯为美善”。“不激不厉”、“耀文含质”、“从容中道”、“会于中和”,都是王书最重要的方法和特点。


  “简淡玄远”是魏晋士人的集体风尚,影响六朝,成就了“魏晋风度”和“江左风流”。那么是不是说这种风格和气质只有魏晋六朝才有呢?当然不是。“简淡玄远”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风格和审美趣味,在不同时代、不同书体的作品中都有具体的表现。在隶书古碑中,东汉《石门颂》的率真飘逸,东晋《好大王碑》的简朴淡定,都给人以化度虚空、穿越时空的感受。魏碑方劲雄强,但也有简约玄淡的类型,《张黑女墓志》即是一例,因简淡含蓄而气韵玄远。唐楷“字有定格”,实多虚少,感受往往被谨严所限。相比较而言,欧阳询《化度寺邕禅师塔铭》、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的冲虚中和,褚遂良《雁塔圣教序》的清虚飘逸,特别是颜真卿《麻姑仙坛记》朴拙天真的“篆籀气”,令人回味无穷,“发思古之幽情”。


  天道玄远,书家惟修德以应之耳。庄子所讲“唯道集虚”,“不滞于物”,可以说是“简淡玄远”得道之法。书家只有放弃功利虚荣之心,不媚俗,不轻佻,不炫耀,秉天地浩然之气,“以一管之笔,拟太虚之体”,方可入简淡玄远之境。清代的朱耷可谓得道之人。朱耷书法结字简约淡定,笔法单纯质朴,气质文而不华、质而不野,尽显文雅禅静而韵致悠远。在近人中,弘一法师可以说是“唯道集虚”、“不滞于物”的典范。观其书法,出家前,深耕魏碑,法度谨严,笔力遒劲,而出家后,皈依三宝,不惹尘埃,书风简淡散逸,稚拙纯朴,前后判若两人。对于其出家后的“禅意”书法,当下评论很多,无论是褒是贬,他作为书法史上“得法忘法”、“得意忘形”而境界高致的典型,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他的这种修为,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


  笔者:程建国,号谦益,生于湖北武汉,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、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,少将军衔,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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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刘永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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